从填报师范专业的那一天起，教育实习就是一件又期盼又害怕的事。说期盼，是因为当老师是我的夙愿；说害怕，是因为教书育人是我的弱点。上个学期举办的讲课比赛让我发现，自己其实并没有教书的才能。

没有申请单独实习，完全是一个技术失误。当初听说我们实习的学校包括湖大附中，又恰逢我的一个家教学生今年秋季升到湖大附中读高一，因此我很期望与他的再次相遇。然而事与愿违，而且当2008年9月8日第一次踏进四十九中的校门时，整个学校也没有留给我什么好印象。

能够在青山那边住下，以及我们搬运铺盖，都是来不及细想的决定和行动。总之此后就把B512当作是自己的一个代号了。住惯了大学，回过头来看高中，简直就是巴掌大的一块地。我们进门那一路也几乎就逛遍了整个学校，唯一眼前一亮的就是修饰豪华的体育场和篮球场，后来体育课和运动会成了实习期间最愉快的回忆。

我的指导老师是年级主任，要忙的事特别多，在他的办公室捕获他的概率实在是太低，因此常常是他来找我。陈峰老师的年纪也不大，看上去是那种沉稳干练的人。起先他听说我要考研，就不怎么关心我的讲课，只说每天报到就可以了。后来在我们的带队老师，也曾经是陈峰的带队老师的吴维宁的干预下，陈峰的态度转了一个平角，几乎是要把我培养极优秀的物理老师，预备以后要接他的班似的。

在高二（4）班的604教室里，我一共讲过三次习题课。前两次是陈峰的授意，提前有足够的准备，效果还是可以的；但第三次就不同，九月底的一天上午，高二年级另一位姓孙的物理老师突然通知我准备上课，原因是陈峰要参加什么会。尽管孙老师很细心又很耐心地为我做了一个教学设计，但留给我的备课时间只有一节课，而且倒霉的是，要讲的练习大部分学生又都没有做过。我的讲授超过了原定的计划，后来陈峰说我讲失败了。

但这些倒不是陈峰看中的。大约从第二周起，陈峰要我准备新课的教案，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。我的按照常规思路撰写的教案，仅经五秒钟就被驳回，理由是不详细。陈峰说：“要把上课说的每一个字写下来。”于是有了第二个版本，打印出来有四页纸，大约四千字。但也很快被否决了，原因是基本思路不对路。陈峰说：“引入要简洁，过渡要自然，升华要精彩。”陈峰的话不多，但总能切中要害。

因为可以使用多媒体教室，于是我便做幻灯片，顺带还做了两个演示的Flash。这些工作虽然不复杂，但颇费时间，大约陈峰开始担心时间问题，于是在第三个版本的教案刚刚问世的时候，他直接大规模修改了我的教学设计。10月6日上午，在我们的办公室里，他完成他最详细的一次实习指导。从站立姿势到板书工整，从开头导入到最后升华，从演示实验到版块过渡，一一指导，句句指导，字字指导。他还特别嘱咐我课前要把图画在小黑板上，于是寻找小黑板也成了特别重要的任务，因为这样的小黑板在四十九中似乎还是稀缺资源。7日下午，我在实验室里做真空管的实验，有几个学生还跑过来抢先预览；电子加速方面还好，但偏转的时候却不符合预期的效果。

陈峰老师是一个优秀的物理教师，虽然在他手下准备教案的过程有点艰难，但总的来说还是受益匪浅。如果我当老师的话，这些教诲还真是宝贵的财富。

第一次见到高二（4）班的班主任周明的时候，他让我吃了闭门羹，理由是“没有接到学校通知”。但“接到通知”之后的周明对我便很热情，我向他表示一定做好班主任工作，对此他表示欢迎。9月10日晚，也就是与周明接洽的当天，我在604教室做了一个自我介绍，学生的反应还算积极，但我发布的信息没有被很好的接收，后来还是有人向我索要QQ号和手机号。

周老师是教英语的，他关心学生的物理成绩，但自己却无能为力。他给了我一个名单，列出的是总成绩靠前而物理相对落后的学生，周明希望我能特别辅导一下这些人。9月11日晚，我称之为“物理兴趣小组”的组织第一次活动。但此后进行类似的活动却很艰难，高中生活对课外活动还是相当排斥的，到实习结束，小组活动一共才两次。

实习班主任的工作，除去作息时间的严格外，其实也没有什么辛苦或者劳累。早上七点十分，中午十二点四十，晚上六点十五，这三个点要到班检查出勤情况。此外，在上午十点还有跟随大部队下楼去，监督学生们做操。有点无聊，于是不久我的同事们对到班的事也不那么热衷，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观察高中一线班主任的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，因此大多数时候我都严格执行上述作息时间。

四班的班长是一个非武汉籍的女生，叫杨柳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问她要物理课的课表，不料她把整个课表都抄了下来，并将物理课做了标记。另外她告诉我每个星期六要补课，补课的内容也一并抄给了我。杨柳的确是一个做事认真细致的人，细一打听，还跟我是老乡。国庆节的时候，班长还约我一起回家，可惜考研的我并无回家的计划。

9月12日，也就是实习的第五天，我们实习小组的八人以四十九中物理老师的身份，“应邀”参加了在物理竞赛阅卷工作。我在第二天的随笔写道：

昨天一行八人到武钢三中，参加今年全国物理竞赛预赛（武汉地区）的阅卷工作。时间从上午八点到晚十一点，回到寝室的时候，已经困倦得睁不开眼了。

因为有四十九中何某许诺的100块劳务费，因此大家的热情还是高涨的，但堆积如山的试卷很快就将这热情降温不少。据武钢三中的老师介绍，这次参加阅卷的老师一共有120人，按工作量分成若干个小组·，每个小组负责评判若干道试题。评分细则人手一份，同时由各小组指定的负责人进行了解释。我们八个人都跟着一位姓张（也许是姓章或者庄）的老师评卷，一有问题便去问他。

原本以为有了评分细则和权威解释，评卷工作就不会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了。但考生千差万别的答案大大出乎我们的想象，因此不同的人对同一份答卷评判的结果很可能完全不同。有的人同情考生，认为只要沾边就能得分；有的人则认为应该严格按照评分细则和解释执行，该扣则扣。

严格一点对考生来说当然是件好事，因为这样公平；但对阅卷工作来说，这就简直是灾难，因为没效率。13000份试卷堆在那里，在这有限的时间和人力的条件下，公平往往是要让位于效率的。我们小组的组长也说，只要没有太多错误就可以了。就我自己，刚开始也似乎身背巨大的责任，发誓要对每一份试卷负责，但在无数重复之后，尽快完成任务成了唯一的目标。单份试卷评价的时间越来越短，到最后几乎就是“凭印象打分”了。

不知道考生们知道了这些评卷细节后会作何感想。我这样一个原本和物理竞赛毫无关系的人，阴差阳错地参加了这次阅卷工作，并部分地改变了考试的结果。我知道我每一笔的评判都有可能造成一些不可挽回的错误，但对此却毫无办法。

主宰别人命运的感觉当然是很爽的，但如果同时你自己也被别人这样主宰，这种爽的感觉恐怕要大打折扣了。回想高考，还真是有些后怕。上百万份考卷要在短短十几天内评判完毕，其工作强度可想而知；而为了照顾效率，其权威性恐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了。

但谁又有更好的办法呢？这难道是评卷老师的过错吗？唉，没办法，中国人太多了：人多即低效。

国庆长假前，四十九中举行了秋季田径运动会。对学生来说，这当然是一个节日；但在列席了一系列运动会的筹备会之后，我对这个运动会的热情却几乎消失了。根据校方的安排，全体实习老师，包括湖大和华师的，全部担任裁判及后勤保障工作，而我们这八个倒霉蛋，又偏偏分配到了刘波手下，成了终点裁判员。让我们倒霉的不是刘波，而是这个“终点裁判员”，刘波首次碰头时便告诉我们：“你们的工作可能是最辛苦的。”

我从小参加过不少运动会，但从来没有注意过什么“终点裁判员”。这个是干嘛的呢？简单地说，就是决定各道运动员名次的裁判。而且当计时裁判的记录结果与我们的裁决不一致时，以我们的结果为准。这下我们的责任就大了，这也就是刘波说的“辛苦”的含义。

尽管刘波老师的培训做得及时且到位，但在比赛的时候还是出现了争议和混乱。问题主要出现在最短和最长的两个项目上，即一百米和三千米。男子百米的决赛竞争异常激烈，第二、三、四名几乎同时撞线，搞得我们几个裁判意见都不能统一。这个也怨不得裁判，没有专业设备，仅凭肉眼实在是难度比较大。原以为长跑项目应该会轻松一点，不想问题更加严重，因为套圈之后，分不清名次了。我记得男子三千米比赛之后，第八名难产了很久；后来听说，我的一个学生硬是多跑了一圈。

运动会是9月29日上午开始的，开幕式搞得煞有介事，据说青山区教育局的领导还出席了，但第二天中午便匆匆结束了，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。我所在的高二（4）班没有体育生，因此注定是看台上的看客，但在最后一个项目——女子4×400米接力，我班竟勇夺季军！最后一棒是郭静怡，跑完之后完全站不起来了，我赶紧叫人去搀扶。休息了许久，她告诉我：“以后再也不跑了。”

运动会期间，华师的同道中人在我们对面做计时裁判。虽然同为实习老师，也同为运动会的裁判，但彼此之间却鲜有接触。就在30号上午比赛间隙的时候，组长雷迅龙突然告诉我，对面华师的有个女生酷似陶涛。我刚开始没注意，但后来越看越像，尝试有手机偷拍了一张，预备给老陶看，但效果不好。

我给老陶发短信说：“我们这搞运动会，看到了一个20岁版的陶涛。正在想办法搞她的照片。”老陶回复祝我好运，并告诉我电台也有个陶涛，我猜想她误解了我的意思：她以为这里只是一个同名的人而已。

弄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照片，这的确是一个颇有挑战性的任务。但为了老陶，我也就完全豁出去了。具体过程就不说了，总之是欠下了班长杨柳和另一个女生的人情，后来就请她们吃饭了。“白色风车”2008年第41周的壁纸即取材于此，定名为“老陶猜想”。

四十九中所处的位置靠近长江，在我们住的地方可以看见建设中的天兴洲长江大桥。夜里，江里大船的汽笛也不时传来，月夜下更显空灵和辽阔。中秋之夜，我坐在走廊里，一盘甜点，一杯苦丁，几许江风，很是畅快。身旁的余汉桥说：“要是能天天这样就好了。”

到四十九中食堂就餐几次之后，我开始怀念嘉会园。只有在对比中才能看出差别，嘉会园的热干面虽然难吃，但你可以选择其他，而在这里却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，除红莲外。“红莲”是谁，这个问题至今都没有搞清楚，但红莲小吃店的一家人却是比较熟悉的。店主是个中年男人，一副眼镜给人很有文化的感觉；老板娘热情好客，典型的家庭主妇；女儿小学即将毕业，看上去像大姑娘；儿子在武钢四中住校读书。到红莲吃饭，原本只是纯粹的商业行为，但后来“神七”上天的时候，有人提议到红莲去看直播。这个大胆的行动获得了老板娘的热情欢迎，此后大家的关系就拉近了许多，于是便常常去那里吃饭。老板还公布了手机号，据说可以送餐；我还真的打过一次，老板还真的把番茄鸡蛋炒饭送到B栋512去了。

学生们自我认知不够，这是后来搞教育调查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。第一个是不明确个人的定位。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目前的学习成绩不太满意，但具体要什么样的程度，没人说得清楚。第二个是不明确个人的奋斗目标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明确表示奋斗目标是考大学只是少数人，太多人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。还有一点，不明确自身的优缺点。大多数的人的描述又肤浅又模糊，还有人幽默地说“不告诉你”。这些表现让我觉得，如今的中学虽然身体发育方面普遍早熟，但在心智方面，尤其是自我认知方面，和我们的中学时代相比，还是退化了的。

这次实习基本打消了我原先残留的当老师的想法。其中的原因，部分可以用红莲小吃店店主的女儿来表述，即“太辛苦”。这当然只是表象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不认可教师这个职业的价值观。陈峰曾经指出，决定老师好坏的因素不是知识的水平，而是讲课的水平。我还记得早些年我指责过高中教师“缺乏上进心”，这现象到现在终于是找到了根源。教育无疑是一门艺术，但在我看来却不值得欣赏。我个人更倾向于有创造性的生活，而不是简单的重复。

如果可以重来一次的话，我宁愿我在家里实习。我觉得这此次青山之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失误，完全的技术失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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